在联合国工作的二三事(上)
作者简介
王学贤 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
伤心的使命
1994年10月26日,我们乘坐的飞机从内罗毕机场起飞。机上只有我们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特派团的7名成员和联合国在索马里的3名工作人员。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穿过薄薄的云层,徐徐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机场上。
机场看上去很小,除了一架直升机外,看不到任何其他飞机的影子。机场一端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几棵枯树和几名全副武装的联合国维和士兵。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鲜花,只有紧张萧瑟的气氛。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格拜豪大使派来接机的人,引导我们快速登上了那架直升机。
“特别代表处(我们下榻的地方)远吗?”我好奇地问。
“不远,坐汽车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
“那为什么要坐直升机?”我仍然不解。
“摩加迪沙被索马里武装派别割据。坐车经过割据分界线是十分危险的。”
直升机为了避开地面的枪弹狙击,不得不绕弯飞行。从机上望去,满眼尽是残垣断壁。昔日繁华的沿海商业区,如今看不到一幢称得上是房子的建筑,真是惨不忍睹。我的心更加沉落了。10多分钟后,直升机降落在办事处院内。这个院落原是美国驻索马里使馆,是摩加迪沙保存尚好的、为数极少的院落之一,被联合国暂时借用。
当日下午没有其他安排,让大家休息。办事处人员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绝对不能迈出院子半步,“危险”!
我和法国、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及美国等安理会成员国的同事们组成了特派团,奉安理会之命前去索马里视察,就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简称“联索行动”的去留提出建议。坦率地说,我们特派团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联索行动大限已到。特派团的索马里之行,只是向世人做个样子:联合国已经仁至义尽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联索行动的来龙去脉。索马里于1960年摆脱殖民主义而独立。1969年10月,西亚德·巴雷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政变,成立了新政府。1990年,索部族武装联合发动军事攻势,于次年1月控制了摩加迪沙,并且宣布推翻巴雷政府。11月,支持临时总统穆·阿里·迈赫迪派和支持索马里联合大会主席穆·法·艾迪德派之间爆发激战,战火很快遍及全国。
联合国安理会自1992年1月开始审议索马里局势,先后通过数个决议,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武器禁运、部署第一期联索行动,特别是授权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为在索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创造一个安全环境;授权美国为首组建联合国特部队执行“恢复希望行动”。1992年12月9日,美国军队率先在摩加迪沙登陆,英、法、德、意等国军队随后跟进。至1993年3月,特遣部队37000余人部署在索40%的领土上。加上政治、保安后勤和医务人员等,联合国在索有4万多人。
索马里局势并没有因为部署了特遣部队而根本好转。安理会被迫于1993年上半年组建了第二期联索行动,接管特遣部队的任务。联索行动的强制性行动导致了索武装派别的强力反弹。
1993年6月,艾迪德派武装袭击了负责摩加迪沙安全的巴基斯坦部队,造成24名巴士兵死亡。10月,18名美国士兵丧生于摩加迪沙南部的一次行动中。联索行动中总共有135人献身。安理会后来不得不修改对联索行动的授权,由使用武力调整为政治解决,并决定将联索行动人数逐步减至22000人。美国军队于1994年3月率先撤出,比利时、法国、瑞典等也相继退兵。对索马里局势的悲观情绪笼罩着联合国。
我们这个特派团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临危受命,不是预言大师也能预测出此行的结果。
摩加迪沙夜晚的寂静时常被枪声打破。第二天早晨起床,发现我住的房间的木板墙有个弹孔,弹头却不知去向。这个小小的新闻,成了我们早餐桌上的开胃菜。
上午,我们首先视察了巴基斯坦维和防区。待在掩体中的士兵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防区内还部署了不少坦克和其他军用车辆。士兵们虽然表示唯联合国命令是从,但希望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心情却无法掩饰。
我们随后前往拜会强势人物艾迪德。进入艾派武装控制区以后,沿途遇到不少轻便小卡车改装的“战车”,车厢内都架着一挺机枪,有的像高射炮,几名士兵站列两边,手中还持有冲锋枪。有的士兵看上去很小,显然是些娃娃兵。不过,尽管年龄不大,他们看上去个个神采飞扬,还不时向空中鸣枪示威。街角廊下,偶尔能看到三五成堆的妇女,或站或坐。她们对周围发生的事似乎不太关心,也许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
我们的车经过九弯十八拐,终于在一个院子中停了下来。在接待人员引领下,夹道中几经辗转,最后来到个大的房间。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中央的艾迪德,他的脑壳中央光亮,脸色黑紫。站立两旁的一定是他的助手。他们都没有配带武器。我们按预案讲了大通道理,无非是索各派应停止暴力对抗,应同联索行动相配合,保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能送到饥寒交迫的人民手中。
艾派同其他各派一样,同秘书长特别代表联系畅通。艾本人对我们造访的目的一清二楚。他用平和而坚定的语调开门见山:“联合国对索马里的混乱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索行动应尽快结束,维和人员尽快撤出,让索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聋子间的对话,走为上。
下午,我们走访了迈赫迪派总部。所谓总部,也就是一间大房子,中间有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很长的长条桌。迈派包括十几个小派别,所以领导人也多。我们到达的时候,房间里已有不少人。我们重复了对艾迪德说的话,还强调如果索安全局势不好转,人道救援工作无法进行,安理会将被迫终止联索行动。我还特别强调,索马里已经落后了,再打下去会更落后,负有战争责任的人可能成为索人民的历史罪人。看上去像个老师的迈赫迪感谢联索行动的贡献,并且表示挽留。迈派态度不难理解,因为联索行动同艾派发生过战斗,实际上站到了迈派一边。
晚上,我们听取了格拜豪特别代表和维和部队司令阿布将军关于索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形势的详细汇报,以及撤军的计划和路线设想。我们告诉说,终止联索行动已成定局,要他们周密计划,保证联索行动的人员和物资安全撤离,又要尽力做好善后,不要同索武装派别发生冲突,更不要伤及无辜民众。
28日,我们乘直升机前往机场。直升机在空中转了个圈又折回原地。原来在我们抵机场前几分钟,一发迫击炮弹击中机场跑道,炸了一个坑,大型飞机无法降落。后来,不知从哪里调来一架小飞机,我们才匆匆离开摩加迪沙。由于飞机小,速度慢,我们飞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内罗毕。
我一路上总是被这样一个问题所缠绕:联索行动为什么以失败告终。是维和人数少吗?4万人,够庞大了。是武器不精?300多辆坦克,80余架不同类别飞机,军舰也开到了摩加迪沙海边,够强、够精了。是经费不足?36亿美元各国纳税人的钱,虽说不上是天文数字,却也是联合国维和史上的大手笔。
索马里面积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余万。几年战乱,估计至少造成3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流离失所。索马里的问题都归罪于联合国是不公正的。但是,联合国的失职也是显而易见的。联合国在多年的维和行动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或比较有效的原则:政治解决,不使用武力(除非自卫),公正中立和有关各方同意。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联索行动违背或偏离了所有这些原则。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条原则是带有根本性的,不幸的是往往被人忽略: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植根其中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用外力去强行改变,不碰壁者少。即使一时得手,也难保持久。强扭的瓜不甜,强加的和平,平不了,和更难。我向西方同事谈及这一条的时候,他们颇不以为然。他们的反应是意料中事,我原本也不想从外面去改变人家头脑里边的东西。
我们回到纽约后,立即向安理会作了索马里之行的报告。安理会也行动神速,于11月4日即通过决议,“注意到安理会特派团的报告”,决定联索行动于1995年3月底终止。此前“安全有序地分批撤离”。从此,索马里便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索马里人民成了被遗弃的孤儿。索马里之行在我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和阴影,抚之难平,挥之不去。
未完待续……
文字 | 《风云际会联合国》
作者 | 王学贤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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